后现代的铁锤之下，如何思考哲学？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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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阿多诺向人们追问奥斯维辛后如何谈论诗歌？同样的句法对哲学也依然适用：在后现代的铁锤底下，我们如何思考哲学？

原文：《当下握紧叉子的柄》

作者：复旦大学   郁迪

在“后哲学时代”想哲学、做哲学，就好比站在悬崖边却还要迈出一脚。如若成功，便能宣告人类就此获得在虚空中行走的能力，这将多么令人欣喜！赵汀阳先生近作《四种分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5），就是向虚空中迈出的一步。无论成功与否，至少此时他已切实离开传统形而上学所构建的坚实土壤——“必然性”。

自柏拉图以降的西方主流哲学走向是找寻必然、普遍与永恒的理性主义。而现代哲学基于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形成了三条主要路径：以非理性的权力作为出发点的当代思想的第一条路径；以“存在主义”作为出发点的第二条主要路径；试图以“语言先于思维”的视角颠覆传统哲学将语言仅视为思想表达工具的第三条路径。

赵汀阳先生的取径与此三者既有承接，也有差异。他先是将专注于“必然性”的哲学转而变成强调“可能性”。“长期以来我们相信必然性能够解释万物之所是，但这个信念变得越来越可疑。……必然性很可能只是属于观念的世界，而并非事物本身的性质。”也就是说，必然性不是生活世界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部分。其外还有更广阔的可能性世界，在那里没有终极答案，只存在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与一场又一场的变化。于是其最基础的概念也就从以往形而上学（ontology，直译为“存在学”）的绝对核心“存在”（being）转为“变在”（becoming），因为关于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变化带来的。这一洞见恰恰揭示出现象学在当今的根本困境之一：现象学执着于“前概念”、“前反思”之原初状况大大限制了它的活力。绝大多数的问题并不在原初状态下敞开，使得现象学得以施展拳脚的空间极为有限。此亦是盛极一时的现象学在21世纪上半叶将自己地盘拱手让与“政治哲学”的原因所在。在90年代至今的汉语学界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紧接着在题为“时间的分叉”的第一章中，作者指出“可能性”最重要的体现便是人的意识，后者是可能性并置的场域。此处很容易看出赵先生的思考有着从笛卡尔以来延续到胡塞尔的主体性哲学特征。但他随即以胡塞尔为例，点出这一路径自身困境所在：“意义构造了对象，于是，在意识中出场的主观世界就是意识已经构造完成的内在对象，这意味着，意识对象就总是现在完成时的”。换言之，胡塞尔的局限在于他将认识限制在已有对象的樊篱之内，而无法对未来进行意向性的把握。其弟子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自有他的超越，赵先生也试图给出自己的解决，并与海氏一样回到“时间”问题上。“存在之本就在于时间性，意识之本也在于时间性。”更准确地说，是“当代性”问题上。

主体性哲学的意义是将人们的视线被拉回“现在”。在它之前是一切现实性，在它之后则是一切可能性。所有的意义，不论是对过去的理解还是对未来的展开，都落实在此刻被称为“当代”的空的场域里。人在其中能干什么？作者认为我们不是在“认知”（cogito），而是在“行动”（facio）。两者差别在于认识的对象是事物，行动的客体则是我们的生活。若为后者换一种说法，便叫作“我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创作对时间砍了一刀，但不可能砍断时间，反而创造了历史。”这将是一个存在论上的特殊“时机”(Kairos)。它虽来自从前，却又能摆脱从前。甚至从前是什么（如何理解过去）也取决于现在。赵先生似乎是在此一形而上学的特殊时刻中，找到应对今日文明危机的方法：“要拯救当代性就必须逃脱现代的当代性而重建一种形而上学的当代性”。真正认识到“当代”的形而上学性质，就获得了摆脱现代性危机的可能性。当然，也只是“可能性”。

从“必然性”转向“可能性”；从“存在”转向“变在”；从“认识”转向“行动”；从“事物”转向“生活”——此即赵汀阳先生向我们展现的思想身位。若非要对之作一个概括，我更愿意将其称为一种“政治哲学化的形而上学思考”。在该书的布局与写作中贯穿着一个来自博尔赫斯的文学意象：神秘花园里的交叉小径。但思想家的锐利已将这个温情的表述幻化为一柄两端开出利刃的钢叉。我们能做的与要做的就是在“当下”握紧它尚未分叉的柄。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创造的践行——激活过去、构建未来。与其将之视为静观的哲学，还不如称其是行动的政治。更何况我们为之可能付出的代价是充盈着体温的自己的生活。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94期第8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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